金沙赌场游戏端:伪装成一个男人

2020-10-13 10:42: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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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前的夏天,程栗通过一个记者朋友联系上我,说想要找一个听故事的陌生人,讲讲自己过去28年的人生经历。

程栗出生时患有双侧隐睾症。这是一种先天性发育畸形,指的是胚胎发育时男孩的睾丸没有落到体外的阴囊内,而是留在了腹腔里。大部分的隐睾症儿童在婴儿时期就会被父母发现,而后接受治疗。但他没有。他和别人一样长高长大,睾丸却已被腹腔里的高温捂死,性发育却停滞在儿童时期。

28岁那年的春节,他去做了切除手术——瞒着他的父母。

随着和程栗的接触,我渐渐发现,这不仅仅是关于疾病。我开始怀疑过去所熟悉的观念,而重新思考: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性别?

这个原本只是胚胎发育时出现的小小失误,却完全颠覆了一个人的命运和灵魂。

1

在几次长电话后,2018年9月,超强台风“山竹”登陆广东的前一天,我见到了程栗。

我们约在商场里的一家餐厅,晚上7点半,在座位上等了30分钟后,对面才有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落座。肤色白皙,戴着黑框眼镜——与电话中那个腼腆的声音对应起来了。

他没有立刻跟我打招呼,我便先开口了:“是程栗吗?”

对面的人放下包,点了个头。

“我差点以为你要跑路了。”我开了个玩笑。

“没有,工作上有点事情。”他解释。

餐厅里放着音乐,刀叉磕碰和说话声起起落落。他说,这是自己第一次堂堂正正坐在一个知道他秘密的人的对面,见面前,他还发来雀跃的文字:“太好了,是去见你,那我就可以不用伪装了吧?”

此刻,对面的男孩神情自然,并不长时间跟我对视,看不出高兴或者紧张。他的说话声很小,我不时要往餐桌上伸一点脖子。一有服务员走近,他的声音就会蓦地收住——像触角碰到异物而迅速缩回去的蜗牛——视线也会收回去,投在自己眼前的菜碟。

半个小时后,他提议说:“我们还是用家乡话吧。”

我们都是潮汕人,切换了语言后,我问他:“你是怕别人听到吗?”他点头。

“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怕。没办法像个没事人一样。我会想,别人要是听到这个人没有睾丸,会怎么想?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……很奇怪?”

没有喉结,没有胡子,说话轻柔,这是疾病给他带来的外表特征。他从不去游泳馆,也没法使用男厕里的站立厕位。工作这3年来,他几乎每天出门,都要在裤子里面用上一些道具,以掩饰性器官没有发育的表象。试验过好几种东西,乒乓球不好固定,游泳用的鼻夹不舒服,最好用是剪下一团小毛巾,贴到裤子里面。男性内裤广告里看起来都饱满得夸张,他暗暗咂舌,觉得难以想象。

对于程栗而言,日常生活变成“伪装成一个男人”的一场戏——但常常搞砸——有一回,他大早上去健身房,想着人不多,就偷懒了没有做伪装,只穿了个宽大的运动裤。练着练着,一位女性教练来给他指导,做弯腰后仰的动作时,裤子紧绷起来,他观察教练的神色,看见对方瞥了几眼自己没有线条起伏的下腹,表情似乎有些疑惑。他心里“噔”地一声沉下去:被发现了?

随后落荒而逃。

伪装需要动用一切手段。医生给程栗开了一种叫“十一酸睾酮”的雄性激素药物,可以让他长一点点胡须,说话声粗粝一点。长这么大第一次摸到自己的唇部四周扎手的胡须时,他感到无比新奇,又有一点心情复杂,对着手机自拍了好几张。薄薄的一层,不吃药就会掉光。医生也叮嘱他,不能长期服用,会加重身体负担。眼下服药已经持续半年,程栗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些胡须,像爱护自己精心养育的植物。

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看的医生?”我问。

“2015年吧。”

“那为什么到了2018年春节才做手术?”

他顿了一下,撇了撇嘴,神情有些孩子气。“这中间我去看了很多家医院,之前一直在逃避……没有真正去看医生。”

从小,程栗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有问题,但从没有跟人说过。

长大一点上网去查,也总是匆匆刷过页面就关掉了。直到毕业后,他第一次走进医院去检查,医生才告诉他,这是“隐睾症”,做手术太晚,已经回天无力,建议他切除掉腹腔内已无用处的睾丸。并警告他,如果拖延过久,器官有病变的风险。但他拒绝了。

刚工作没几年,程栗遇到了喜欢的女孩。谈恋爱4个月,两个人一起去山里漂流,被下雨的天气留在了当地。在旅馆里,女孩发现了他的秘密,先是惊愕,而后反应过来,指责他不够坦诚。被揭穿秘密的他完全愣住了,只觉得天都塌了下来。如同一夜间被折断的树苗,爱情戛然而止。

回去后,他开始辗转各个城市的大医院,北上广深,协和复旦。咬着牙从信用卡里刷了七八千,再一点点慢慢还上。可所有的医生说的话都一样。

他还把目光投向了网上铺天盖地的男科广告、甚至巷子里的老中医牛皮癣。沿着指引,找到藏在城中村巷子里的那些门店,匆匆进去,匆匆伸手把脉,匆匆拿药,丢下一两百块钱就走,像是在走一个过场。医生开完药,也总会劝两句,“还是去大医院看看吧”。他没有说,自己就是从大医院来的。其实已经不抱希望,但为什么还要来呢?

灰霾弥漫了26、27岁那两年。也就是那时,正在迷惘中的程栗在一次工作场合认识了记者小鱼。小鱼性格温和,在另一个城市工作,毫无交际重叠,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倾诉对象。

一次心情脆弱的时候,他对着小鱼说出了自己心中从未对人开过口的话。得知不做手术会有癌变的风险,小鱼耐心劝导他许久。最后,手术终于被提上日程。大医院手续繁琐,需要家人签字,程栗转而回到老家,在县城里找了一家二甲医院。医生打了包票,不用家人签字,同时提了一句:睾丸在身体的高温里已经失去活性,现在做手术下降到阴囊也没有用处,但也可以试一试,不行再做切除。他没怎么犹豫,就决定尝试。

2017年9月,程栗的手术做完了。腹部的伤口比他想象的小,缝合后只有短短一道,像一条被啃完的鱼骨头。如果这个手术是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做,他将有很大的概率长成一个健康的男孩。而现在,只是花了2000块,挨几刀,做一次还不死心的尝试。

3个月后,这被证明确实是无用功。2018年春节回家,他回到了县城的医院,挨了第二次刀,切除了睾丸。这时他已经28岁了。

他借口去朋友家玩,独自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两天。出院后回到家,没怎么跟妈妈说话,很快就进了房间。父亲没有回来,家里跟往常一样,只有两个人,冷冷清清的。但他心里有些慌张,不敢看妈妈的眼睛。好像精神上也被带走了什么。程栗躺在床上,脑子里空空荡荡,躺了一会儿,拿起手机给小鱼发了几条信息:

“我想跟你聊聊天。”

“今天做手术了,感觉好虚弱。”

2

20岁上大学之前,程栗一直住在老家。

潮汕平原坐落在广东的东南海岸,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,自己的语言和信仰,农村地区至今还有主办红白二事的宗族。它以美食和古建筑闻名,同时也流传有“重男轻女”的名声,婚恋与家庭观仍然相对保守。

小时候,程栗的父母都在城里打工,他跟着七十几岁的外婆在舅舅家生活。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城中村,有着狭窄的街道和形形色色的打工者,一到夏天,登革热就跟着下水道里的蚊虫而来。四周商品房拔地而起的时候,这个村落仿佛被时间留在了过去。

寄人篱下的孩子懂事得早,他很少向年迈的外婆哭闹要什么东西。仅有的一次是他5岁那年,一天表姐回家时带给他一个面包,形状就像一只蝴蝶,他好喜欢,吃完了还想吃,又不好意思说,就咿咿呀呀地跟外婆比划着:“蝴蝶,蝴蝶飞走了……”外婆愣了一会,随即听懂了他的话,笑着给他买来了。

9岁时,妈妈把他接到了城里。那时爸妈已经分居,各自都有自己的相好,他跟着妈妈两个人住。妈妈在工厂做包装工,性格冷淡,对他疏于关心;父亲在运输厂里工作,如陌路人一般,过年都难得来一趟。他感觉自己像个累赘。

在城里上小学,男孩子们一起上厕所,脱他的裤子欺负他,笑他“没有蛋蛋”,他不敢反抗,也不告诉妈妈,每次看见那些坏男孩就绕道走;初中那时候也没有生理健康课,程栗错过一个了解自己身体的机会;到了高中,寄宿的男孩子们挤在一起看小黄片,青春期的荷尔蒙充斥着整个宿舍的时候,他总是尴尬地避开,估摸着过了一些时间再回来,看到纸篓里他们扔完的纸巾,心里既别扭又难堪。上厕所更是件每天都要面对的麻烦事——要怎么跟同学解释他每次都是进到隔间,而从来不使用外面的站立便器呢?这是他持续多年的困扰。

从小到大,程栗错过了一切男孩子建立友谊和性别认同的活动,他从来没有成功地融入过身边的男性群体之中——永远只是个在边缘孤单站着的小男孩。

学习填补了他漫长而黯淡的青春期。程栗顺利考上一所工科大学,学校里男女比例悬殊,放眼望去没几个女孩,参加的唯一一个社团是天文社。没事的夜晚,和那些不熟悉的人在草地上借着望远镜看星星,漆黑的夜空里,星星闪烁着,一颗与另一颗离得远远的。让他觉得安心。

毕业后来到大城市工作,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,他开始为下巴上没有胡子感到焦虑,担心会被看出异样,也开始在裤子里做一些“伪装”。同事偶尔也取笑他,说话的神态“像个女孩子一样”,他便板起面孔,抿着嘴瞪了对方一眼。他清楚那是一个玩笑,但仍忍不住觉得自己“被揭穿了”。

“就跟女孩子上班之后会开始化妆一样”,他迅速地想要变得跟身边的人一样。

母亲一直少言寡语,直到这两年打电话时才会偶尔试探着问:快30了,可以找女朋友了。

程栗总是含糊几句就挂掉,听多了心里还有些气:该关心的时候又去了哪里呢?记忆中,父母不曾亲手给他洗过澡,不曾为他换过衣服,身体的话题从来没在母子间展开过,他确信父母对此一无所知。

那抚养他长大的外婆呢?她知道吗?可是在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开口问的时候,外婆就去世了。他怀念童年那个给他买蝴蝶酥的老妇人,只是,“想起这件事,心里总是有一点点埋怨的。”怎么就没有人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有问题呢?如果小时候就有带他去就医,又怎么会走到今日这一步?

当他想要尝试去爱的时候,身体的缺陷就像一块巨石横亘在他面前。

手术后的复诊,他为自己增加了一项“精子活性检查”——对于他,这是个尴尬且痛苦的检查,需要医生戴手套从肛门伸进去刺激前列腺以产生前列腺液。

走廊外面等结果的时候,还有好几个人,从小孩子到四十多岁。程栗试着跟他们攀谈,有的是侏儒症,有的是后天遭遇意外,有的是单侧隐睾症。隐睾症在男性中有1%的发病率,但大部分都是单侧隐睾——这部分如果手术及时,还能保留一部分性和生育的功能。他们手里拿着的要去检查的试管,里面的液体都呈现着不同程度的浑浊,只有他自己是完全透明的。在这个本来最有可能得到认同的情境里,他仍然发现自己是最不正常的那个。

理智地讲,这项检查其实毫无必要。生物课本上就写着,精子从睾丸里产生,既然手术已经取出了睾丸,还怎么可能有有活性的精子?

但他不愿相信。一点点的幻想还在折磨着他。

3

“一个正常的男人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?”程栗问我。

生物学的意义上,带有“y染色体”就是男性。但这个答案似乎并不对,日常生活里,没有人会通过问一个人:“你有没有y染色体?”来判断对方的性别。通常,看外表就足够了。通过精心伪装和吃激素,程栗自信可以在外表上扮得很像一个男人。

“可是就像一个人应该有两只眼睛,一大一小可能不好看,但如果没有,就是不正常。而且,一个正常的男性也不会像我说话这么小声,不会嘟着嘴。我也不会像很多男生一样有攻击性,容易有暴力的行为。”

他在比较的,是一个社会意义上被塑造出来的男性。

“你会不会以为我很希望成为一个男人?”他问。

“你是这么希望的吗?”我说。

“其实……没有。”

我有点惊讶。他却迟疑了一下,“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,因为太多不一样了,我很难认同自己是一个男性。可以做男人嘛,当然很好。不行的话,我做一个女人好像也可以。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。我身体不是男孩子,心理上既不是男孩子,也不是女孩子。”

我想了一下,说:“你了解过跨性别吗?”

“是说身体是男性心理是女性吗?我不是。无性别吗?我也不是。”

餐厅里人流喧闹,男男女女对坐着举杯交错。这个社会只给两副模子,我们没有选择地跳入其中一个,面对由此而来伴随一生的角色、期待和责任。可是那些不属于这两个模子的人,他们该往哪里去呢?身体与心理不同性别的人,甚至,两个性别似乎都不是的人,他们该往哪里去呢?

程栗说,自己甚至有些羡慕同性恋群体,因为他们有个“群体”——“起码他们人多,他们就可以说,我不结婚因为我是同性恋。起码社会对他们有了解,不会觉得是异类。”

伪装成一个男人

“我是在男跟女之间的人。”——长时间的思考之后,他暂时为自己选了个位置。

晚上9点半,餐厅打烊了,我们转移到商场门口的奶茶店。夜空下的城市依然灯火通明,人流从我们身边路过,程栗的声音明显随之下降,我把塑料椅子拉得离他近了一些。

程栗问我是否介意他抽烟,我摇摇头。他从公文包里摸出烟和打火机,熟练点上了一根。

“你怎么开始抽烟的?”

“工作之后吧。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抽一根。而且,”他把烟拿开了一点,问我,“这样看起来会man一点吗?”

我笑了一下,违心地点了点头。其实因为长相过于柔和,他看起来更像背着老师偷偷尝试抽烟的好学生。夜风清凉拂面,抬头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高耸的建筑,在深蓝色的夜空里耸立着。天空难得的澄澈,那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。

4

第二天,从太平洋海面上来的超强台风“山竹”登陆了广东。整个城市交通停摆,地铁进水。程栗窝在他的出租屋里睡觉,任凭飓风把窗户砸得啪啪作响。因为不喜欢跟人一起住,他自己租了个单间。

台风过境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城市,整理完之前的访谈内容,提出想要继续电话采访。但程栗突然说,想先看我写的稿子再继续。我解释说,访谈还没有完成。又试着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顾虑,他说没有,却仍不肯退让。

我很困惑,他怎么突然往后退了一大步?我想起了小鱼。

之前程栗一直对我说,“你是唯一完整知道所有事情的人。”以至于我以为小鱼也并没有了解太多。可当我联系上小鱼时,却从她的讲述里,看见了一个更为尖锐矛盾的程栗。

在手术前后这一年,他们有过多次对话。程栗对小鱼坦言,自己很想有个女朋友。他还发过一张身材火辣的女孩照片,说刚跟对方去看了电影。他一直在困惑,自己是否应该跟父母坦白,也曾多次追问小鱼是否无法传宗接代就不算一个“真正的男人”。更多的时候,他都会将这些情绪通通倾倒给小鱼。

“今天又差点被人发现了,好累啊,这种伪装比生理的残疾更累。”

“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找女朋友?不应该耽误人家……”

“我真的不能有孩子了吗?我应该跟我的爸妈说吗?可是要怎么说啊?”

他重复地发问,但似乎什么回答也不能让他满意。即便在小鱼耐心告罄的时候,对话框也没有停下来。屏幕那一头,只剩下一个狂乱的、无序的,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心灵。

最让人惊讶的是,他还曾说了这样一件事:手术后医生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,说有一个富豪,常年不在家,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女儿,想聘请一位管家,打理家中事务,50万年薪,但要求净身。

这是真的吗?听起来也过于离奇了,他也从未跟我提起这件事。或者,这是他编的吗?我想起,程栗的确曾经试图撒谎。

我们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,他告诉我,父母是知晓他做手术的,但后来,却在我追问更多细节时承认并非如此。当时他踟蹰着解释:“我是觉得我这样子但不告诉父母,你可能会觉得不好。”像抓住一根线头抽丝了整件毛衣,我突然间意识到,在伪装之下生活了二十多年,谎言本就是他的生存策略。

跟小鱼打完电话后,我百感交集,转头联系程栗,他却仍以同样的理由推脱掉了。我感到无从下手,同时也隐隐有些生气。随着我们的关系陷入僵局,采访也被搁置了。

联系只是偶尔,我忙着工作的时候,间或还能收到他的问候。2019年春节,他发来一条信息:“祝我唯一知心的朋友,新年快乐。”我看了那句话愣了一会儿,点进他的朋友圈,看到他发了一张和家人亲戚聚餐的照片,照片里的人围着餐桌面带笑容,看起来就跟所有普通家庭一样。

又过了半年,7月的一天,他突然很有兴致地发来一大段话,跟我谈起一个设想。他问我,大家都在关心网约车如何保障女性单独出行的安全,如果把像他这样的人集合起来做一个女性夜间专车,会不会让人感觉更安全?

其实他一年前就跟我提过这个事情,当时发生了一则轰动的新闻——一个打夜车的女孩被网约滴滴车司机性侵杀害,引发了社会上持续的关注。那时他就问过我这个事,事隔一年,他再次提起,好像我们从未聊过这件事一样。

而这个话题打破了我们之间持续大半年的沉默,我问他是否还有意愿继续访谈,他给了肯定的答复。电话里,我说起“富豪管家”的事情,问他是不是虚构的。对面的人沉默了一会儿,声音犹犹豫豫:“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虚构……”

那个故事的想法来源于在城中村的小诊所看病时,一个老中医随口说了一句:“说不定有专门找你这种人的工作,有些有钱人家里要的。”

他没追问下去,却在心里记下了,而后便“脑补”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他常常想,如果真有那种专门给他这样的人的工作,该有多好,也想看看小鱼会不会劝他去做这个工作。他甚至和我感慨:“要是我生在古代就好了,可以进宫,做太监就不用伪装,还可以有身份认同。”

我也明白,那些真假难辨的故事,都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人的幻想罢了——他希望这个社会能够留有一点缝隙,让他有正当的容身之处。

“那你坦诚地告诉我,还有其它事情是你虚构的吗?”我问。

“没有了,真没有。”

“所以上次访谈到一半退缩,是因为什么?”

“我不喜欢你问我家里的事情。”

我有些惊讶,一时没有说话。记忆里一段对话跳了出来。

那时,他主动坦白自己说谎了之后,我问他,为什么手术这么重要的事情,没有同父母说?电话那头是他惯有的那种语调,声音很小,句子拉得很长,好像对自己说的不太确定,也不太在意。他回答我:

“我觉得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吧,从小他们就不怎么理我。他们关心我也不喜欢,不关心我也不喜欢,什么反应我都不喜欢。”

5

2020年春节,肺炎疫情来袭,程栗被困在了家里。走亲访友全部取消,他跟父母三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个多月。

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,但也没有人踏出那一步。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空间里,所有人仍默契保持着距离,不触碰各自的内心世界。2月中旬,他就收拾东西回了城市——那时候,城里的病例数超过了300例,是家里的10倍不止。

疫情并未太多影响他的情绪,独居生活甚至更为自在,可以一个人呆着,也可以去海岸边散步。7月的一个晚上,天气炎热的夜晚没有一丝风。我站在屋门口跟程栗通电话,看见一只萤火虫一闪一闪飞进了黑漆漆的夜色中。这是今年夏天我见到的唯一一只萤火虫。电话挂掉之前我问他:

“那你现在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认识吗?”

“嗯。我感觉自己再没有幻想了,慢慢接受事实了。”

两年过去,身体里的风暴渐渐平息,不安和焦灼稍稍远去了一点。他已经接受自己和“男人”的区别,有时还能跳出自己的困境和我讨论一下:“原来人的生理会对心理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啊?”

服药的频率已减少到了每一两个月一次,健身房不再去了,就在屋里追剧,看《隐秘的角落》和《三十而已》。

这个夏天,整个南方都格外地酷热,白天多是30度以上的高温。傍晚时,天色常常艳丽得像新海诚漫画里的世界。一天夜晚下班走回家,程栗看见路边石凳上睡着一个流浪的阿姨,全身家当只有一个包裹,包裹上系着一条绳子,拴着一只睡在她身边的小猫。他停住了脚步,心柔软了一瞬,“好感慨,她的生活和世界好简单,可是都有爱。”

跟着单位里一个大龄单身男同事,他也注册了一个婚恋平台,加入了每年成千上万个试图通过算法找到对象的人中。性取向比性别好判断。以前目光盯着身材火辣的女性,那是出于对一个“正常男性”的笨拙模仿。事实上,他喜欢看起来亲切和蔼的女生。试探、聊天、见面。一年了,最成功的发展就是一顿饭。

作为他仅有的异性朋友,他问了我许多次,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去坦白自己的情况,他会不断地预演和想象,如果坦白,自己又将面对些什么。

生活已在30岁的程栗身上铺展开来,他要学着怎么跟身边的人坦诚,怎么去信任,怎么建立亲密关系——这是他从未在与父母的关系中习得的,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。

2年前他已经迈出第一步了,在他找到我,打算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,在一次长长的电话即将结束之际,他问我:“你说,这个故事写出来对我有什么意义呢?”

没等我回答,他继续说下去了,像在喃喃自语:

“我想,我把不敢给别人看到的那一面说出来,就像在另一个不是现实的维度里生活。一定还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,或者我能给他们一些勇气呢?我想让大家看见我们,想知道外界的看法,也想尝试认识我自己。”

应受访者要求,程栗为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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